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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全集》译者李平沤病逝丨“我希望再活五年,把《卢梭全集》翻译完,也算是我对这个国家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了。”

每日更新 书影乐言 2020-08-24

李平沤翻译的《卢梭全集》



   编者注:这篇采访刊登于2013年01月23日,当时李平沤说“希望上帝再给我五年时间”。现在算起来,上帝打了个七折。目前的《卢梭全集》自2006年启动,至2012年便已经问世,名为全集,其实只是重要作品,按照文章的说法,余下部分应该还有三卷。不知道李平沤先生这几年译完没有,期待能够见到。先生已于2016年7月14日下午仙逝,但他的贡献,会长留人间!先生安息吧。


“希望上帝再给我五年时间”

——访《卢梭全集》译者李平沤


李平沤最满意的译作《伊凡吉琳》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绍培 文/图

   听说我要采访翻译家,我的朋友、法国文学译者胥弋介绍了李平沤先生。“他是《卢梭全集》的译者,李先生生于1924年,快90岁了。”胥弋说。

   李老的书房跟不久前见过的周有光先生的书房差不多大小,10来平米,书桌则比周老的要大一些,上面堆满了英文和法文的词典。已经出版的《卢梭全集》整齐地排放在窗台上,下午的阳光洒在上面,像是整个屋子唯一的比较新的物件。


■ 我曾经当过炮兵

   记者:您的桌子上这么多书。您现在每天都要读书吗?

   李平沤:每天都要读书。主要都是读卢梭的著作。2012年是卢梭诞生300周年,出版社先出了《卢梭全集》九本,还不全。我要尽我的全力,再出版三本,把这个全集出全。这要看看我的身体条件怎么样。

   记者:您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很好的。

   李平沤:很难说。我今年89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意外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就可以把《卢梭全集》出全了。所以,我希望上帝再给我五年时间。我就差不多可以完成工作。

   记者:您是四川人?

   李平沤:我是四川仁寿县人。小时候在家乡念书。中学毕业之后,在邮政局当过职员,工作了几年。抗战期间,提倡青年从军,我就去了印度,中国驻印军,我是炮兵。

   记者:您是抗日战士。

   李平沤:是抗战士兵。后来日本投降,我从缅甸回国,又回到了邮局工作,主要在南京和成都两地跑。1952年,25岁的时候,我考进了北京大学。在北大学的法国文学。1956年,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口译,工作了两年,本来干得好好的,结果又把我派到中科院的力学研究所,那是1958年。

   记者:为什么呢?

   李平沤:可能当时在国务院工作,要求出身好、政治面貌好,我都不是,我是群众,又在旧社会工作过,家里还是地主,所以,就被安排到了力学研究所。后来,1964年,又调到对外经贸大学,一直到现在。

   记者: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人,感觉您是受歧视的……

   李平沤: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不说它。

■ 选择卢梭首先是我钦佩这个人

   记者:您现在正在校订的这本书是?

   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这是我2001年    写的一本书。

   记者:您这辈子的主要工作,除了在学校教书,业余时间就是翻译卢梭的书了?

   李平沤:可以这么说。我翻译卢梭的书,是经过了思考的,我不是为翻译而翻译,我要考虑一个人的思想对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效益。我要把法国的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因为法国思想家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是会有帮助的。我所以选择卢梭,首先是我钦佩这个人,钦佩这个人的人品。卢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连一天学校的正规教育都没有受过,全靠自学成才,结果取得了这么伟大的成就。其次,他写书,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目的,都是为阐释当时社会的问题,为解决问题拿出方案。卢梭发现了一个真理,他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根子都在政治上,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政治学家的原因。我觉得,卢梭的这个发现直到今天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社会问题,根子都在政治上……


   记者:卢梭的思想,从最初被介绍到中国,100多年过去了。

   李平沤:是的。卢梭最早,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由康有为把他翻译介绍进来的。你看,这是我《社会契约论·后记》中写的一段话:“《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最初译作《民约论》。自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传入我国,至今已有百有余年矣。”

   记者:我们知道,罗素对卢梭的思想是有批评的。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激进主义是受到了卢梭的影响。您怎么看呢?

   李平沤: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最终选择了卢梭的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制。

   卢梭的这本书是1762年发表的。1778年时,卢梭已经去世了。法国大革命不是由卢梭或者卢梭的书直接发动或者煽动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受到了这本书的巨大影响,这是世所公认的。正是在这本书里,卢梭指出:“我发现,所有一切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政治上。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是他们的政府的性质使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基于这个认识,卢梭探讨了一个重大的课题:怎么才是一个尽可能好的政府?

   卢梭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思考的,因为当时的皇帝提出“朕即国家”,而卢梭却主张主权在民,这是公然跟皇帝对着干的。他的书当时都是禁书,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有长达八年的时间,卢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一直到他去世,他都是一个在逃的犯人。

   当然,卢梭的思想激发起来的革命,确实可能存在着过激的问题。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只能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对于卢梭,梁启超先生的看法,我认为是中肯的:“卢梭的《民约论》在欧洲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论》,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

   记者:不过,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我们知道,卢梭的《忏悔录》可能才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本书。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名著呢?

   李平沤:卢梭是一个平民,甚至连学历都没有,他的身份,在很多时候,都是不祥的,死之前还是逃犯。这样一个人,主要是靠他的思想立地的。他的《忏悔录》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二百余年,依然为人诵读,主要是因为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出自真诚。他自己说:“如果在我的著作中看不出我的真诚,在书中没有什么话可以证明它,那就表明我书中的话不是出自真心。”中国人也讲,修辞立其诚,诚心诚意是卢梭感动人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卢梭不是一个完人,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寻常人都有的毛病,比如谎言、欺骗、投机、吹牛、虚荣……等等。但是,他始终对自己的这些人性的弱点保持清醒的觉察,并且一直致力于革除这些毛病。1750年。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爆得大名,但同时决定要过自然的简朴的生活,不穿细布衣服,不穿白色长袜,不戴金银首饰,尤其是决定不追逐名利,而且,说到做到。1752年10月18日,卢梭的芭蕾舞剧《乡村巫师》在法国国王的离宫枫丹白露演出,大获成功,国王要接见他,并要给他一份年金。但是,卢梭决定不去觐见国王,也不领受那份年金,卢梭意识到:“一领了年金,我就不敢说真话,就失去了言行的自由,就不能勇敢行事了,我往后还能独立自主和远离名利吗?一接受了年金,我往后就得阿谀迎奉,或者闭着嘴巴,什么话也别说。”为此,卢梭的朋友、著名哲学家狄德罗还为年金的事情跟卢梭争吵,认为卢梭应该去领呢。从这一件小事上看,狄德罗的境界是不能跟卢梭相比的。卢梭是一个有非常高尚的人格的那么一个人。


■ 《伊凡吉琳》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记者:您这辈子,工作最顺利的是什么时候?

   李平沤: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的出身不好,文革前,处处受到限制。出国的机会不可能给到我这样的人。改革开放之后,我出国就非常多了,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很多。学校对我的学术活动很尊重。尤其是退休之后,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我的翻译上,工作得很愉快。

   记者:您的翻译作品这么多,有没有哪一本是自己比较满意的?

   李平沤:有两本书我是最满意的。一本是《爱弥儿》。另一本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伊凡吉琳》,当时我还在读大学时翻译的,这已经是孤本了。应该说,我最满意的就是这本小书了。是这本书让我走上了翻译的道路。你看,当时的稿纸我都保留了。文革时期,我的藏书和作品都被红卫兵抄走了。只有这本书留了下来。

   记者:为什么这本书没有被抄走呢?

   李平沤:当时我家只有一间房,这本书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装米的口袋压住了,红卫兵抄家抄得乱七八糟,他们没有看见,就被保存下来了。现在要去找这本书是找不到了,盗版的倒还是有,但是,原版的没有了。这本书的插图很漂亮。纸张也好。这是我的珍藏了。

   记者:我看您的身体很好。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李平沤:最大的秘诀是不体检。从来都不体检。你想我这样大年纪的人,去体检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心理上就会受到影响,打了败仗,不如干脆不去管它。我还有一个秘诀是,从来不吃药,什么药都不吃。二十多年前我就血压高,我也不管它。我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在我的翻译事业上。我们学外文的人,不像人家那些学工科、理科的,可以为国家做很多贡献,我们做不了什么贡献,只能把国外的优秀思想、文化精华,翻译过来,供我们的国人参考。我希望再活五年,把《卢梭全集》翻译完,也算是我对这个国家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了。


记者 手记

翻译是伟大的事业

也是寂寞的工作

◎ 王绍培

   李平沤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旁边的住所不大好找。据说有一年一个老外专程来见李老,围着在那一带转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只好打道回府。现在来见李老的人很少了,除了编辑。李老翻译的《卢梭全集》还没有最后竣工。

   白天的时候,他会坐在书桌旁边看点书。必须是在书桌旁边,必须得是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必须用他那只还能用的左眼,才能读一点文字。“一半的器官都报废了,耳朵、眼睛、手,只有一半的身体还是活着的,我现在就用这一半的器官工作。”李老平静地说。

   他不时挪动身躯,到书柜里去找书。一本还在读大学时翻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伊凡吉琳》是他的最爱。他从书柜里拿出他的最爱,摩挲着,好像沉浸在往事中,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走上了翻译这条不归路吧。翻译是伟大的事业,也是寂寞的工作。有几个人知道李平沤是中法思想和文化交流桥梁的搭建者呢?

   李平沤先生一辈子都习惯在晚上工作,现在也是如此。“我每天必须翻译一千字。每天翻译一千字。一般十一点左右就去睡觉,有时会到十二点,甚至一点。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上帝再给我五年时间,这样,我就可以把《卢梭全集》的后三本都翻译出版,就功德圆满了。”

   像周有光老人一样,也是一个来自甘肃农村的大嫂在照顾李老的生活。送我出来去坐地铁的路上,农村大嫂说:“李先生的命很苦。他的一个女儿瘫痪多年,还有一个孙子是弱智儿,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他的姑爷有时候来看看他……”

   李平沤的一本书里有他从前的照片,背景是卢梭的墓地,年轻时的李平沤风华正茂,一表人才。我告别他的时候,他执意要送到书房的外面。他站在客厅里再次对我强调的一句话是:“王先生,我也上过战场,我是一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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